逸《書》、逸《詩》，雖篇名或存，既亡其辭，則其義不複可考。而孔安國注《尚書》，杜預注《左傳》，必欲強為之說。《書》“汨作”注雲“言其治民之功”，“咎單作《明居》”注雲：“咎單，主土地之官。作《明居》，民法”，《左傳》“國了賦轡之柔矣”注雲“義取寬政以安諸侯，若柔轡之禦剛馬”，如此之類。予頃教授福州日，林之奇少穎為《書》學諭，講“帝厘下土”數語，曰：“知之為知之，《堯典》《舜典》之所以可言也；不知為不知，《九共》、《槁飫》略之可也。”其說最純明可嘉，林君有《書解》行於世，而不載此語，故為表出之。
散失的《尚書》、散失的《詩經》，雖然有些篇名留存著，但既然它的內容亡佚了，那麼它的意義就不再能夠考證了。可是孔安國注《尚書》，杜預注《左傳》，一定要想給它們作出解釋。《尚書》的“淚作”，孔安國注釋說，“這是說他治理百姓功勞”,“咎單作《明居》”，注解說：“咎單，是管理土地的官，寫了《明居》，是關於民法的”，《左傳》中“國子賦髻之柔矣”，杜預注解道：“它的意義在於，要用寬鬆的政治來使諸侯安定，就象柔軟的緩繩駕馭剛烈的駿馬一樣。”象這一類的很多。我不久前在福州任儒學教授時，林之奇（字少穎）做了《尚書》學的教諭，在講“帝厘下土”幾句的時候，他說：“知道就是知道，這就是《堯典》、《舜典》可以解說的道理；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《九共》、《槁飫》略去它也是可以的。”這種觀點是最精純明白值得表彰的，林之奇有《書解》流行在社會上，可是沒有寫上這幾句話，因此我為他發表出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