韓文公自禦史貶陽山，新舊二《唐史》，皆以為坐論宮市事。按公《赴江陵途中詩》，自敘此事甚詳，雲：“是年京師旱，田畝少所收。有司恤經費，未免煩誅求。傳聞閭裏間，赤子棄渠溝。我時出衢路，餓者何其稠！適會除禦史，誠當得言秋。拜疏移閤門，為忠寧自謀。上陳人疾苦，無令絕其喉。下言畿甸內，根本理宜優。積雪驗豐熟，幸寬待蠶麰。天子惻然感，司空歎綢繆。謂言即施設，乃反遷炎洲。”皇甫湜作公神道碑雲：“關中旱饑，人死相枕藉。吏刻取恩，先生列言天下根本，民急如是，請寬民徭而免田租，專政者惡之，遂貶。”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。碑又書三事雲：“公為河南令，魏、鄆、幽、鎮各為留邸，貯潛卒以槖罪亡，公將擿其禁，斷民署吏，俟旦發，留守尹大恐，遽止之，是後鄆邸果謀反，將屠東都，以應淮、蔡。及從討元濟，請於裴度，須精兵千人，間道以入，必擒賊。未及行，李愬自文城夜入，得元濟。三軍之士，為公恨。複謂度曰：“今借聲勢，王承宗可以辭取，不煩兵矣。得柏耆，口授其詞，使耆執筆書之，持以入鎮州，承宗遂割德、棣二州以獻。”李翱作公行狀，所載略同。而《唐書》並逸其事，且以鎮州之功，專歸柏耆，豈非未嚐見湜文集乎？《資治通鑒》亦僅言耆以策幹愈，愈為白度，為書遣之耳。
韓文公（韓愈諡號）自監察禦史貶到陽山（今屬廣東），新舊兩部《唐書》都認為是因為論宮市得罪。按文公《赴江陵途中詩》看，他自敘原因很詳細，他說：“這年京師大旱，田地不收。官吏隻顧向百姓勒索，百姓連孩子也養不起，棄在水溝裏。我親眼看到饑餓的人群擁擠在大道上，當時我剛剛被任命為監察禦史，實在是我應當直言進諫的時候．我寫好奏疏時，想為國盡忠就不能為個人打算。我在奏疏前麵陳述酷吏剝削、人民苦難，要求讓百姓存活下去，在奏疏後麵提出京師是國家根本，對京師的百姓要加倍體恤，眼下的瑞雪預兆明年的豐收，請寬限到明年蠶熟麥收時再收租稅。天子看了奏疏感到悲傷，司空也歎息應早作安排。我一心以為朝廷將采取應急措施．沒想到反把我放逐到南方。”皇甫湜為他作的神道碑寫道：‘關中大旱饑荒，餓拜遍地、官吏仍苛索萬姓以求恩寵。先生上疏說京師為天下根本，京師百姓遭災如此嚴重，請求朝廷放寬瑤役，免去田租。執政者為此很憎惡他，便將他貶貶諦下去。”這樣看文公之被貶不因論宮市事是很明白的。神道碑又寫了三件事說：“文公任河南（今洛陽）令時，魏州（今河北大名、魏縣）、郡州（今山東郡城縣）、幽州（今北京市）、鎮州（今河北正定）四藩鎮各設留守藩邸，蓄養暗中調來的士兵並窩藏逃犯，意圖不軌，文公要揭發他們的違法行為，便布署官吏，事先自斷他們與人民的往來，等天明就公布，留守官員十分害怕，立即停上活動。這件事後那州留邸果然謀反，還妄圖血洗東都（今洛陽），以響應淮西（今河南汝南、信陽一帶）叛亂。等到文公跟隨統帥裴度任行軍司馬征討淮西吳元濟叛亂時，曾建議裴度，派精兵千人從小路進入蔡州，必能擒拿吳元濟。裴度未及采行，李想已自文城（今河南唐河）提兵雪夜入蔡州，果然擒得吳元濟。三軍謀略之士，無不為文公惋惜。文公又對裴度說：如今憑借平定淮西的聲勢，鎮州王承宗可用言辭說服，不必使用兵力了。於是找到了布衣拍者。親自口授了致王承宗書信，叫柏耆執筆寫下來後，帶上書信進入鎮州曉喻王承宗，王攝於兵威，就上表請割德、棣二州獻上，表示服從中央朝廷．”李翱作文公行狀，所記載的與上述事跡大致相同，新舊《唐書》也都未記載此事，而且把收服鎮州，一概歸功於柏者，豈不是未曾見皇甫湜的文集嗎？《資治通鑒》亦僅僅說柏耆以計策進見韓愈，韓愈替他賓告裴度，寫了一封信派柏耆前去鎮州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