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公叔痤病，惠王往問之。曰：“公叔病，即不可諱，將奈社稷何?”公叔痤對曰：“痤有禦庶子公孫鞅，願王以國事聽之也。為弗能聽，勿使出竟。”王弗應，出而謂左右曰：“豈不悲哉!以公叔之賢，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，不亦悖乎！”
魏國的公叔痤病得很重，魏惠王前去問候他，說：“您病重，這已是無法避諱的了，國家應該怎麼辦呢？”公叔痤回答說：“我有一個兒子叫公孫鞅，希望大王在國事上聽從他，如果不聽從，一定不要讓他離開魏國。”魏惠王沒有答應，出來後對左右大臣說，“這難道不可悲嗎！憑公叔痤的賢能，卻對我說在國事上一定要聽從公孫鞅的，這不是很荒謬！”

公叔痤死，公孫鞅聞之，已葬，西之秦，孝公受而用之。秦果日以強，魏日以削。此非公叔之悖也，惠王之悖也。悖者之患，固以不悖者為悖。
公叔痤死了，公孫鞅聽到後，埋葬完公叔痤，就向西去了秦國。秦孝公接納並重用了他。秦國果然一天比一天強盛，魏國一天比一天削弱。這不是公叔痊的荒謬，而是魏惠王的荒謬。荒謬者的禍患，本來就是把不荒謬的看成是荒謬的。